在东亚，尽管有些国家经济情况并不是那么糟糕，但一损俱损，也相继陷落。
FSB还在2020着手制定G20加强跨境支付路线图，于当年4月和10月分别完成了第一、三阶段报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G20正式成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核心平台，主要讨论在全球可能产生广泛影响、迫切需要国际协作的重大议题，并指导国际金融治理机构在这些议题下开展工作。
CBDC的治理重点则在于标准制定以实现各国系统的互联互通。数字货币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 根据前述数字货币全球治理进展，可以总结出数字货币全球治理呈现全球化、全面化、体系化和集团化四大趋势。最后，我国要努力拓展多层次国际合作以应对外部压力。几乎同时，以日本前经济部长甘利明为首的议员团体建议G7将CBDC列入2020年峰会日程，以应对数字人民币可能在新兴经济体广泛传播并对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构成的挑战。鉴于我国在数字货币个别领域的全球领先经验，即使在部分问题上做出让步，仍能够在其他问题上获得认可和尊重
面对咄咄逼人的G7，中国除积极参与多边治理活动外，还要努力在双边和区域层面寻求合作。在数字货币的全球治理中，上述三个细分领域的治理重点有所区别，但是又彼此联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尽管中央政府从2017年底开始全面整治规范PPP项目，其存量风险仍不容小觑。
本文发现，无论使用最高值还是最低值的估算方法，2017—2020年的地方政府总债务预期违约率均为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预期违约率测算结果见表9。第三，坚持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方向，逐步降低地方经济发展对土地的依赖度。（3）在此基础上评估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CSMAR数据库和各省财政厅官网。（3）根据企业属性进行检查，剔除14家中央企业，得到3257家地方融资平台名单。
（二）从结构上看，地方融资平台是隐性债务的主要载体 表5和表6展示了不同表现形式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2）从2019年起，县级城投债的发行数量和发行总额远超省市级城投债。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在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同时畅通房地产业循环。融资平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般为各级地方政府，因此融资平台存在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钟宁桦等，2021）。
第三，从地方政府和资本市场两个方面管住风险源头。（注和参考文献略）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7期 进入专题：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当市县级政府出现债务违约风险时，省级政府从大局出发，可能会通过转移支付或豁免部分债务等方式对市县级政府进行救助（黄国桥、徐永胜，2011）。最高值估算结果显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预期违约率超过穆迪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设置的0.4%警戒线，且逐年上升。
第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高值估算结果显示，2020年地方融资平台负债是2009年的10倍左右。
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快速扩大，2010年的增速高达34.04%，明显快于其他表现形式。针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结构性风险特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采取筹措资金偿债、债务重组、债务展期、借新还旧、破产清算等方式，因地制宜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2.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通过土地市场放大金融风险。本文将年度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与显性债务规模的比值，与地方政府可偿债收入相乘，作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可偿债收入。地方政府的可偿债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刁伟涛，2017。表9 2017—2020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预期违约率（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KMV模型计算得出。截至2021年2月，运营周期为10年以内的PPP项目数共1472个，10年以上的PPP项目数共11910个。统计结果显示，省级政府引导基金的目标规模最大，地市级政府引导基金数量最多。
（三）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区域分化特征明显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东部、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率和隐性债务率均相对较高。（5）隐性债务的财政金融风险交织。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现有研究，首先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主要表现形式进行系统梳理。考虑到使用者付费型PPP项目相对较为规范、占比较低、政府承担的风险比例较小，产生隐性债务风险的可能性较低，本文将已经落地的缺口补助型和政府付费型PPP项目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范围。
（2）利用审计署数据推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杨灿明、鲁元平，2015。（四）市县级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相对较高 图4展示了不同行政级别的城投债发行数量和发行总额。
其中，既有将加总的单一口径或全口径数据作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做法（IMF,2021），也有将债务违约率和政府救助比例作为加总数据调整系数的做法（吉富星，2018。具体而言：（1）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占比最高，为总债务的40%～50%左右。充分考虑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对于经济基础较薄弱的市县级政府，在实施严格的债务审查和惩罚机制的同时，适当放松地方政府债券发债额度，创新地方政府投融资工具。另一方面，随着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被剥离，2014年以来，影子银行成为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间接举债的热门途径。
（3）国家整改政府购买服务时，对棚户区改造和异地扶贫搬迁留有余地，导致棚改项目存在泛化倾向。考虑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一个存量概念，并且主要为中长期债务，本文假定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分10年还清，则在计算当年应偿还债务时需将隐性债务规模除以10。
评估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同时需要重点关注隐性债务风险。但是，由于统计口径和估算方法不同，测度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2）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融资规模（龚强等，2019。截至2021年2月，中国共实施PPP项目10033个，总投资15.5万亿元人民币，涵盖19个行业领域，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PPP市场。
（二）构建差异化、分层次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机制 第一，构建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优化税制结构，解决好地方政府的税收失衡问题，保障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由于化解存量风险是长期目标，需要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最低值估算结果显示，2009年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率和总负债率均为7.36%，2020年两者分别为21.32%和46.35%，总负债率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2）地方国有企业债务和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郭敏等，2020。
第二，防控房地产市场风险。具体而言：（1）最低值估算结果显示，2010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速最高，2019年最低。
（3）隐性债务的区域分化特征明显。1.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规模不断扩张。
（三）政府购买服务 地方政府通过违规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延长政府购买服务期限等方式变相举债，而棚改项目是地方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典型代表，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1）棚改项目周期长，通常为10年以上，而地方政府的预算支出不能超过三年，超出预算支出周期的债务变成隐性债务。此外，本文剔除了偿债期限不确定性较强的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和地方国有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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